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占比从1977年的80.3%降到1990年的50.6%，德国马克和日元的占比相应上升。
在积极推进商品经营企业相关业务整合，加快形成战略资源或商品集约化专业化经营、增强中国国际竞争实力的同时，尽快整合国家重要期货和金融资源，加快打造实力强大、可以与高盛、摩根相抗衡的期货综合经营类金融央企，推动其尽快成为国际期货交易中心的重要会员甚至做市商，成为中国企业在国际期货市场的交易代理商，并加强与商品经营类央企的期现配合（可以相互参股），形成国家整体合力，以市场化运作方式充分落实国家战略意图，尽快扭转中国在国际期货交易市场和商品定价权上影响力严重匮乏的困局。所以，期货交易的是合约（证券化产品），而不是货物。
期货更多地对商品未来价格进行对赌式预判，并对商品现货（远期）价格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很多大宗商品传统的年度议价机制已被期货价取代，就连铁矿石供应巨头都已经在推动取消传统上的年度长协价，改为按照3个月期货价格加减点方式灵活定价）。与此同时，缺乏充分开放、高度国际化的证券、期货及衍生品交易市场，也将使中国很难打造出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事实证明，面对中国长期存在的大宗商品供应与价格国际困局，不将期货交易纳入统筹规划，仅仅从实货商品上去整合与应对，没有强大的金融机构参与和配合，仅靠商品经营企业自身（即使参与到国际期货市场开展交易，也同样会面临重大风险），都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但与国际期货交易中心的通行做法相比，中国期货市场仍存在明显不同，国际化程度仍然很低。而这仅仅靠买卖双方自己或者没有利益硬约束的分析师进行预测，是很难避免或化解风险的。
民营企业多、国有企业少。与此同时，还需推动中国期货交易深刻变革，加快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发展，切实整合国家期货与金融资源，打造能够直通国际期货交易中心、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期货类金融央企，尽快形成现货与期货两手抓两手硬、密切配合增强合力的战略新格局。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广义的金融基础设施是指金融运行的硬件设施和制度安排，主要包括支付体系、法律环境、公司治理、会计准则、信用环境、反洗钱以及由金融监管、信息服务、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投资者保护制度组成的金融安全网等。
更何况，当今世界客观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障碍，使得我们难以完全根据比较优势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因此，当下，资本市场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近年来，我国注册制改革成效初显。在传统体制下，资源配置的机制是钱跟物走，在市场经济下，配置机制变为物跟钱走。
毕竟，与当今大型发达经济体（例如日本、美国等）相比，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长期畸高——要成为世界大国，我们也须将经济发展依托的重点转移至国内来。通过对中美金融体系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在我国资本市场中，传统企业多，工业企业多，中等企业多，而美国则是创新型企业多，高新科技企业多，大企业多。
金融基础设施在金融体系和更广泛的经济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保证金融效率和金融稳定的基础。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是从两头在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资源配置格局转换到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格局。然而，在中国金融机构体系中，商业银行的比重太高，是一个老问题。发展格局转型，意味着大规模转变资源配置的格局，而金融则是引导、承载、推动、优化资源配置格局转型的最重要机制。
这个任务已经提出甚久，我们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浓墨重彩阐述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因此，利用现代科技全面改造金融体系，大力发展金融科技，以及深度引入高新科技，全面完善我国的金融基础设施，均为必须要做的事情。美国几乎是所有的新金融科技的发源地，英国则是运用金融科技的制度保障最完善的国家，而中国则明显地依靠市场拉动，主要是金融科技应用的领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导资源配置的主要信号是三率，即汇率、利率和国债收益率。但是，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还不够大，种类不够丰富，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仍然分割，市场的流动性不强，使得我国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债市场，有效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更难形成。
有了这个比较，我们就很清楚：在当今全球金融科技领先的三个国家中，我们的技术含量是最低的。另外，这两类机构连同非银行金融机构，都是资本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它们如果发展得不充分，我国资本市场由散户主导的不利局面便很难克服。
多年坚持不懈的改革，使得我国利率市场化也取得了较大进展。而我国此类机构占比很低，规模不及美国的20%。资源配置转型，要向更加有效、更加具有创新性、更加绿色的方向发展，引导这个发展方向的不是商业银行，而是资本市场。对应的问题便是，银行间接融资比重过高，进一步则是杠杆率过高。简言之，由于发展格局转型可能面对各种各样的复杂需求，创造多样化的产品来满足这些需求，便是题中应有之义。金融改革千头万绪，但不外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为资金的流动和资源的配置提供准确灵敏的信号，二是为资金的流动和资源的配置提供有效的载体。
利率的水平及结构，决定了在国内哪些地区、哪些部门、哪些机构、哪些时段应当优先使用资金。因此，在发展格局转型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真正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做出的部署：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
这样的评审和筛选机制，最终当然会大规模选择传统产业。所以，下一步我们要拓宽视野，奋起直追，深度应用并引入高新科技，在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因此，从适配角度考量，就需要发展一些金融机构，能够去认识风险，接受风险，在经营风险中创造利润，从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中国金融机构体系的另一类问题是保险和养老基金发展不足，截至2021年，其规模仅及美国的10%。
按资产总量计算，2008年，我国资产总额82万亿元，仅及美国的五分之一。国债收益率曲线描述的是某一时点上一组上市交易的国债收益率和它们所余期限之间相互关系，构成了全部金融产品的定价基础。目前，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还在进行中，比较突出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基准利率的形成机制还不够完善，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利率领域的协调配合机制还尚待形成。当下汇率的波动基本上反映了资源在国内和国外之间配置的比较优势。
近两年来，货币当局环绕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更是进一步深化了一系列改革，这些都为资金的使用者和资金的提供者提供了更加准确的信号，清晰地指示了资源配置的方向和力度。然而，有一个趋势不会发生变化，这就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我国越来越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银行间国债收益率曲线和交易所国债收益率曲线。对比来看，我们在这方面的差距更大。
值得欣慰的是，资本市场的扭曲局面正在改善。国债收益率曲线涉及的是所有金融产品的定价问题
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央银行支持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保障国债顺利发行，支持地方政府规范融资，央行上缴结存利润以拓宽财政政策空间。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也不例外。大规模的他救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安排。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22年12月14日第2版 进入专题： 中央银行制度 。以上提到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内涵，包括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治理机制，都是当前我国建立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要件;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基本遵循，这些都将在塑造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中国特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二战后大多数央行都实施了国有化。一般来说，央行在目标独立性上较弱，因为政策目标往往是政府制定的;但在工具独立性上较强，即央行采用什么样的政策工具来达成既定目标，有较大的裁量权。
今天，法定货币则以机构信誉或国家信用为基础，是一种信用货币。比如，只追求价格稳定，按经典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只需要利率工具就够了;但现在要顾及金融稳定，那么就还需要宏观审慎政策工具。